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吴晶 韩亚栋
当地时间3月30日，枪支管控活动人士在美国田纳西州举行抗议示威，抗议者聚集在田纳西州议会大厦内，呼吁结束枪支暴力，支持更严格的枪支管控法律。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当地时间3月30日，美国在线上举办的第二届“领导人民主峰会”在质疑声中落幕。3月3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指出，美国举办所谓第二届“领导人民主峰会”，其实质是按照美国标准给各国划线分类，根据美国利益对各国干预干涉，反映的是美国一贯的傲慢、偏执、自私、霸道，也是对民主这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背离和践踏。
“69%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民主面临‘崩溃风险’，86%的美国选民表示美国民主面临‘非常严重的威胁’，人们对美式民主普遍感到绝望”——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2022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引述有关数据并指出：“美式选举民主日益空心化”“美式民主正在失去民意基础”。
在其自身民主状况岌岌可危情况下，美国为何再次策动“民主峰会”？为何说华盛顿“日渐丧失了回应普通民众基本诉求、捍卫普通公民基本权利的主观意愿与客观能力”？记者采访了浙江大学教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柱，南开大学教授、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常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文史教研部世界史教研室副主任邵声。
所谓“民主峰会”与民主无关，它只是重塑冷战的一种方式，是为了主宰全球
问：一位巴基斯坦学者批评说，这次“民主峰会”不是为了团结世界，而是为了分裂世界，民主被美国当作服务自身的工具。可否谈谈你的分析？
刘国柱：拜登在竞选总统时就提出了“民主峰会”倡议，2021年12月举办了第一届“全球民主峰会”，今年是第二届。与第一届不同的是，这次增加了主办方，但峰会不变的宗旨是服务于美国的外交战略、尤其是对华的大国竞争战略。如本届峰会，美国邀请了以色列和印度这两个被指“严重民主倒退”的国家，它们一个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铁杆盟友，一个是美国印太战略下需要积极拉拢的国家。此外，不少亚非拉国家在美国国务院采纳的“自由之家”标准中，属“部分自由”甚至“不自由”国家，美国邀请这些美国标准下的“非民主国家”参加“民主峰会”，明显是出于美国对外战略的需要。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学者劳拉·桑顿评论：“美国政府好像是‘民主夜总会’的保安，决定谁可以进去，谁可以出去。”美国政治分析人士加兰·尼克松称：“所谓‘民主峰会’与民主无关，它只是重塑冷战的一种方式，是为了主宰全球。”
美国主导的“民主峰会”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服务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将新兴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泛意识形态化”，在推进“技术民主”旗号下，打压中国数字技术和数字技术企业。拜登政府第一届“民主峰会”唯一“务实”成果就是与澳大利亚、丹麦、挪威发表的“出口管制和人权”倡议，提出“使用出口管制工具来防止用于造成严重侵犯人权的软件和其他技术的扩散”。英国、加拿大、法国、荷兰也对该倡议表示了支持。其实质就是借所谓“人权”问题，加大对中国数字产品的出口控制。
问：研究显示，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的竞选花费总计近170亿美元，成为史上最昂贵的选举。美式选举缘何会沦为富人游戏？
刘国柱：美国政治就是金钱政治，这几乎成了美国妇孺皆知的道理。无论是宣传材料、助选开销，还是电视辩论等，无一不是靠金钱来支撑。一个候选人背后如果没有足够的金钱支撑，是很难选下去的。据美国“自由之家”研究报告，2020年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仅从227位亿万富翁捐助者那里就获得了约6.45亿美元；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从132位亿万富翁捐助者那里收到了超过3.36亿美元资金。2021-2022年的政治献金捐助者，集中了索罗斯基金、黑石集团、彭博社、甲骨文公司等各领域大鳄。
美式选举之所以会沦为富人游戏，首先是美国宪政体制提供的制度保证。2010年最高法院在一项司法判决中，取消了对竞选支出的关键限制。捐助者可以通过实质上无限制的政治捐赠，打造自己理想的候选人，并游说其资助的候选人支持有利于该利益集团的政策。美国前总统卡特曾指出：“金钱政治对美国政治体系构成不可逆转的损害，这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属于少数人的寡头政治。”
此外，美国还有很多灰色空间，给特殊利益集团提供了影响美国选举的空间。比如通过非盈利组织捐赠，根据美国税法，这些团体可以不透露他们的捐助者，但可以花钱支持和反对候选人，其用以影响选举的秘密支出有时被称为“暗钱”。再如通过“稻草捐助计划”，富有的个人或特殊利益集团通过有限责任公司或信托等中介实体，将资金转移给该实体，然后指示该实体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政治捐助。
富豪以金钱开路，操控选举结果，美式选举越来越背离民主的本质。美通社2022年11月4日报道，中期选举前的一项无党派民意调查显示，86%的选民表示美国民主面临“非常严重的威胁”。72%的选民认为美国民主不健康，64%的选民认为太多金钱介入政治。
2022年是美国人权状况标志性倒退的一年，美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被进一步架空
问：过去一年，发生了哪些显示“美国人权状况标志性倒退”的重大事件？美国国内对其人权状况有何评述？
邵声：2022年美国国内人权倒退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无疑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终结了近50年来受宪法保护的堕胎权。该案不仅在美国引发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更在国际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据有关机构对美国民众所做的调查显示，59%的受访者表示反对该裁决，52%的受访者称该裁决是美国的“倒退”。美国总统拜登也对此发表专门讲话，称这一裁决“让美国倒退了150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人均对此予以谴责，称这是美国妇女人权保障的倒退。
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堕胎问题一直是美国人权中的核心法律议题，如果该权利得不到保护，势必引发美国人权坍塌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其次，该裁决也标志着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经济、社会领域实现全面复归，意味着种族主义、枪支控制、政治民主、贫富差距、司法公正等问题将更加恶化，美国的文化冲突、政治极化和社会分化也会进一步加剧。
刘国柱：按照被美国国务院采纳的“自由之家”世界自由度标准，包括美国在内的60多个所谓民主国家在最近十年民主自由呈现不断下滑趋势。美国的民主得分由2010年的94分下降到2020年的83分，十年下降了十一分。
美国的人权状况同样在不断倒退。以选举权为例，“自由之家”研究报告指出，不同群体如民族、种族、宗教、性别和其他相关群体，在美国未能享受平等的选举权利和选举机会。如在去年的美国中期选举中，美国白人和男性在国会、州立法机构和高级决策职位中的代表人数仍然过高。
问：美国田纳西州日前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6人遇害，枪手被警察击毙。该起事件是2023年迄今为止全美发生的第129起大规模枪击事件。枪支暴力为何成为一种“美国疾病”？
常健：美国人口仅占全球人口4%，却拥有全世界46%的民用枪支。民间枪支保有量超过4亿支，约合每百人120支枪，高于排名其后9个国家的数量总和。美国是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国家。在所有富裕国家中，美国枪支谋杀率和自杀率均居首位。枪支泛滥加剧暴力犯罪，犯罪率上升又迫使民众感觉更有必要拥枪自保，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美国儿童和青少年死于枪击的概率，是其他31个高收入国家总和的15倍。《华盛顿邮报》2022年6月发布的数据显示，1999年科罗拉多州哥伦拜恩高中枪击事件后，美国已有超过31.1万名儿童亲身经历校园枪支暴力事件，至少554名儿童和学校教职员工在校内遭枪击身亡或受伤。2022年5月24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小城尤瓦尔迪，刚满18岁的拉莫斯先后“合法购买了”两支AR15步枪和375发子弹，然后到罗布小学疯狂射击，导致19名学生和2名教师死亡。同年6月，全美多地举行超过450场反枪支暴力示威活动，上万人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美国国家广场聚集，高呼“受够了！”尽管民众呼声高涨，但控枪努力却频频受阻。2022年，美国联邦参议员黛安娜·范斯坦提出了一项联邦法案，提议将购买攻击性武器的最低年龄从18岁提高到21岁。然而该法案在议会遭到巨大政治阻力。
美国的枪支制造和交易已形成巨大产业链，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深刻影响着美国政策和社会舆论。美国学者赖特·米尔斯在其著作《权力精英》中指出，美国本质上是个军工复合体，如果军工精英们一再守护自己的利益，那么禁枪就永远无法实现。美国全国步枪协会便是军工精英的代言人。美国全国步枪协会拥有超过500万会员和大量资金，拥有强大影响力。美国历史上，有8名总统曾是该协会会员。由于其在总统选举、议会选举、法律政策制定中的巨大影响，而被称为“美国权力第四极”。美国作家罗克珊·盖伊曾在《纽约时报》刊文称：“美国最大的耻辱是，再多的愤怒都无法改变美国与枪支的关系。”
美国政治被资本绑架，存在稳定的“金钱-回报”关系，政治不信任，选举制度失灵
问：《2022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评论：“美国是拥有众多顶级富豪的贫困社会。”巨大的贫富鸿沟及其导致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在近年来有哪些集中表现？
邵声：美国近几年贫富鸿沟进一步加大。由于资本回报率远高于劳动回报率以及平均的实际经济增长率，致使大部分新增财富都流入了金字塔尖1%的富人手中，并通过继承、精英教育、校友网络、家族庇护等方式进行延续和跨代再现。而更多美国底层民众则陷入失业、贫穷、酗酒、吸毒、犯罪、自杀等困境。这种情况因为新冠疫情的冲击而进一步加剧。据美联储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第四季度末，美国1%人口的总财富达到创纪录的45.9万亿美元，他们的财富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增加了12万亿美元以上，增幅超过三分之一。印第安纳大学科科莫分校教授厄尔·怀松等人合著的《新阶级社会：美国梦的终结？（第四版）》，通过对美国社会的深入分析研究指出，美国社会中存在大范围的以阶级、性别和种族为基础的不平等形式。富裕而稳固的“特权阶级”（20%的人口）和越来越多贫困而不稳固的“新工人阶级”（80%的人口）构成了两极化的双钻石型的新阶级体系。
经济上的不平等也导致美国公民在政治权利上更加不平等，美国民主道德民意基础进一步削弱。随着2010年和2014年两次捐款限制的松绑，美国选举费用一再飙升，以致候选人更加听命于金主，从而使政治权力进一步从政党转移到企业寡头身上。美国学者托马斯·戴伊等人在《民主的反讽：美国精英政治是如何运作的》一书指出：“现在美国民众基本上不再相信政府是为大众利益服务的，大部分人都认为美国政治制度由少数大型利益集团操控，且往往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把大众抛在脑后。”
问：为何说华盛顿“日渐丧失了回应普通民众基本诉求、捍卫普通公民基本权利的主观意愿与客观能力”？
刘国柱：美国公共政策被特殊利益集团所绑架，致使美国民主不断衰退。特朗普政府极其生动地体现了特殊利益集团对华盛顿的影响。特朗普就任总统期间，任命了许多在其官方决策结果中具有特殊经济利益的个人，并推动资源充足的特殊利益集团更加深入地参与决策。在个人层面上，特朗普任职期间拒绝放弃其庞大的房地产业务所有权，不断访问其商业地产并举办活动，推高其企业知名度和收入，他在华盛顿的酒店更是成为寻求或兜售总统影响力的国内外游说者的活动中心。
《2022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一针见血指出：“美国政治被资本绑架，存在稳定的‘金钱-回报’关系，‘民有、民治、民享’变成了‘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这样的民主显然无法解决99%人群的需求问题。不少研究表明，美国民众无论对国会还是对行政部门的影响力持续下降，而当权者回应普通民众的愿望也日渐丧失。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关系更为密切的问题，如枪支泛滥、枪击案频发、对有色人种的不平等待遇，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政治不信任和政治冷漠成为普遍问题，选举制度失灵和政治精英失职随处可见。美国税收公平组织执行董事弗兰克·克莱门特表示，亿万富翁的财富一直在“淹没我们的民主”。美国人民与所谓“民主”制度共舞了200多年，如今他们发出了疑问：自己真的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吗？
